【主持人】这篇文章经过很多次修改，有没有意识到一点这篇文章会有什么意义？或者跟其他文章不寻常的地方？　

　　【王强华】这是杨西光秘书写的一篇文章：曾经有人提醒，发表文章要冒很大风险。杨西光说，我已经老了，“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呢？文章发表前，他在一次报社负责人会上宣布要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结果好那不用说，如果因此我们受到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的作出结论。”我听过他爱人也讲过这个话，说明他已经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　　

　　【主持人】您认识到这篇文章的风险了吗？　

　　【王强华】实事求是讲，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并没有想很多，只是觉得文章比较尖锐，怕说反对马克思主义。当时我只认识到这个程度，还没有想到坐牢什么的，但想到可能不让我再做这个工作了。　

　　当时，我有个观点，“两个凡是”说白了就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等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看到文章“两个凡是”的提法，很多人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号。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主持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界怎样的反响？　

　　【王强华】发表以后我们都不敢说话了，感觉周围空气都很沉闷，那时候也很害怕，有些人给我们扣的“帽子”很大的，又是“砍旗”，又是“反动”等，直到6月2日邓小平讲话以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主持人】作为党报编辑，您亲自经历和见证了这场改变历史的巨澜，您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王强华】其实，真正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不是文章，而是讨论，是邓小平的战略眼光。一定要把文章的发表跟讨论分开来说，它们是两件事情。因为我们组织这个文章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邓小平是看出来的，他当时说：“马列主义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邓小平说要估计斗争的发展，其实是看中了这篇文章的政治意义。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知道那套东西不行了，肯定要解放思想，正好我碰上了胡福明，碰到杨西光很重视。但不管怎样，这件事情迟早要发生的，不是这种形式就是那种形式，不是这个报纸发就是那个报纸发。我觉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高瞻远瞩，看问题能看到要害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