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中国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2.85，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在农村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同时出生122.85个男孩；第二，在性别比失调这个问题上，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更严重。

　　或许我们还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在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下，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供求平衡已经被打破。若干年后，这多出来的22.85名农村男青年很有可能被贴上C男的标签，他们势必成为3700万“光棍”中的大头。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迟迟找不到“提升身价”的机会和方式，整村整村的男青年被无情地挡在婚姻大门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正常生理心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可想而知。这不单单是“光棍”的人生悲剧，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隐患、和谐负担。

　　人口结构上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调，加上社会意识上的男强女弱的婚姻定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千上万的A女C男难以婚嫁将成为现实。C男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加大扶贫力度，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方可缓解。先富的A女，其居高不下的择偶心态，既是传统意识沉淀，又受消费社会影响，单靠个人掉头也难，何况这些多金女大半是工作狂，职业压力大，休闲时间少，社交半径又小，良缘难觅，如果社会不加以干预，许多人可能只有一“单”到底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将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青返城，一水儿的大男大女。当时一些全国性大报都在呼吁，把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作为大事来齐抓共管。那个时候，集体舞会风靡一时，婚姻介绍所方兴未艾。到1985年，这场社会单身危机基本解决。可以说，充分的社会动员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社会不及时干预，很难想象改革开放的春光会那么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就唱得不那样欢快了。（方奕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