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善经济调节。《意见》要求，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突出强调宏观调控的职能，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全局意义。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四个目标的压力加大，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任务十分艰巨。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次改革将这个要求落实到了部门职能配置上，强调国家发改委等宏观管理部门要加强宏观性、综合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有效调控经济社会运行，同时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审批事项。

    第二，严格市场监管。《意见》要求，要推进公平准入，规范市场执法，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为此，一要针对当前市场秩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管，包括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非法传销等问题。特别要将涉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产品的安全质量作为监管重点。二要拓展公平准入的市场范围，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市场，还要包括要素和产权市场，特别要强调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规范运行。三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通过加强管理和完善制度，切实纠正多头执法、执法扰民、执法争利问题，严厉惩处利用执法权设租寻租、执法犯法的行为。

    第三，加强社会管理。《意见》要求，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维护社会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将提供工资收入的就业机会摆在优先位置，摆在资本收益之前，努力扩大劳动密集型就业，这也是最重要的收入分配政策。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近些年来，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化和经常化，各类新社会组织成长迅速。要加强社区建设，加快形成富有建设性的利益表达、保障和协调机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更加注重公共服务。《意见》要求，要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仅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利益，更是投资于人的重大战略。我国未来发展面临一些严重挑战，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重、人口老龄化和投资率趋降等。这些变化将使投资于物的长期收益下降，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增加。发展社会事业就是开发人力资源，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我国中长期竞争力的关键。今后要在继续增加财政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同时，更多地向服务水平低甚至基本没有被覆盖的低收入人群倾斜，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发挥政府公共服务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为此，要重视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包括制定基本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并向社会公开，督促各级政府有效执行；尽快建立个人收入集成信息系统，准确识别应该更多享受社会保障的低收入人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广泛监督。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要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点，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重大结构失衡问题依然存在；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在一些领域中市场机制还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经济调节既要调控总量又要调控结构，货币政策既要控制物价又要促进增长，财政政策既要促进公平又要支持改革。以财政支出为例，承担改革成本是我国财政的重要职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债务处理、人员安置和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金融改革中的坏账处理和资本金补充，欠账多年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理顺价格关系时各方面利益的协调等，都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这与那些体制环境已经基本定型、公共财政主要着眼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国家有很大不同，是我国财政资金在各个领域使用比例与有些国家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

    《意见》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明确提出了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强调中央政府要做好各方面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统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各项工作。这为今后进一步划分中央地方事权、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指明了方向，并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