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场

　　在重庆的永川、合川、璧山等一些粮食产区，不少农民因为种粮赔钱已经不愿意种粮了；还有些农民表示，收完这一季，他们就不再种粮食了。数据表明，目前重庆已经有11%的耕地已经不再种粮，在不少农民眼中，种粮已经成为了副业。采访中记者发现，永川区的惠农政策上明文规定，种柑橘的优惠政策比种粮食更多。（央视《经济半小时》4月27日）

　　紧跟着油价的脚步，国际粮食价格也掀起了一轮上涨高潮，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说，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在粮价暴涨的背后，全球粮食储备正在大量减少，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国家的政策扶持应该会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片中反映的却是：因为种子、化肥的价格上涨，农民们非但没能从粮价上涨中真正获益，反而因为种地没有收益而丧失了种粮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出台的处罚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粮价上涨，农民不愿种粮”的“怪圈”，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麻烦。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学界一直认为，农民之所以外出打工的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与城市廉价劳动力需求增加。然而，根据笔者多年的农村调查发现，除了南方及山区的外出打工者存在地少人多的压力外，绝大多数平原地区农村非但不存在“无地可种”问题，反而出现大量“有地不种”现象，造成大片可耕地撂荒。由于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目前尚处于向工业化转化的最后阶段，如何把握并处理好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对我国社会的发展甚为关键。

　　城镇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农村在衰退。那么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但是他们与城镇社会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距离，他们只能在城镇社会的边缘生存着。经济学家刘易斯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农民流入城市，城市现代产业不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致使大批进入城市的无业农民不能完全被城市产业所吸纳，被阻挡在了现代工业化进程之外，不得不流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在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

　　重庆有11%的耕地不再种粮，留下的隐患是“粮荒”日益逼近。任何治理都不是孤立地进行，都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靠农村自身建设建不好农村，要想城市支援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当前的工作是要取消户籍制度的障碍因素，加大城镇化进程，注重中小型城镇的发展。农业需加强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可为农民的非农化提供出路。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难题，应该让农民被动的适应城镇社会，更应该让农村焕发出新农村的光彩，实现其自身的“城镇化”，为农民非农化提供空间。

　　如何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缩短甚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农村道路，是目前亟需探索和实践的主题。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口的素质。也就是说，要提高教育的水平、创新的水平。农民非农化，就首先必须使之知识化，使农民具备非农化的内在条件。我国经济已经走上信息化关键时期，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实现农村小康过程中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让农村劳动力升值，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