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日前，北大教授姚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圆桌论坛上，表达了自己对“仇和式招商”的担忧，“如果一个政府把注意力全放在经济增长上，他的行为一定要扭曲。你可以想象，民政局也去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3月31日《法制日报》)

　　很长时间以来，公众对“仇和式招商”议论不断，结果当然有待实践去检验。但是，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下，如何突破性地发展地方经济，的确需要“仇和式”的敢作敢为。昆明若不大力发展经济，拿什么来保证人民福利？这也是现实的问题。至于环境，当年宿迁的生态环境，是江苏最好的。回到新闻中来，北大教授为何担心“仇和式招商”会保不住滇池呢？

　　问题的实质，显然不是姚洋教授对仇和书记有成见，这种善意炮轰的背后，是民意对政府经济与生态环境无度取舍的焦虑。逻辑上说，“招商引资”并非必然会与“环境污染”划等号，但事实呢？老百姓或者专家教授看到的，多是一面大张旗鼓发展经济，一面污水横流乌烟瘴气。由此可见，“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曲突徙薪，或者说是对所有地方一把手的环保警示。

　　事实上，我们已经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潜在破坏性和严重性：“十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没有实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2005年吉林化工厂污染松花江、2007年蓝藻接二连三爆发……环保风暴显然力不从心，把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也是大势所趋——这个大势，就是污染严重、生态危机之大势。

　　生态环境靠谁保护？按理应当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在利益纠结、政绩错位的年代，关心碧水蓝天白云显然没有关心GDP实惠。何况，环保部门也是要吃财政饭的。再加上法规打架的多头管理——比如三峡库区网箱养鱼的问题，环保部门认为其严重污染了长江水体，但水产部门却认为网箱养鱼是生态渔业，值得大力推广——环保到最后，只有以不停“下跪”的新闻，力图唤醒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

　　在当下环境生态堪忧的时刻，我们对云南、对昆明、对滇池寄予了复杂而深厚的怀想。没有人质疑仇和书记的工作热情与良苦用心，但是，我们有理由担忧滇池的水会不会变色？更担心这种变色会不会传染我们身边仅剩的干净澄明的河流湖泊。好在昆明表达了拒绝“两个污染”的决心。一切，自有时间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