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不同的理念与思辩

　　知识界也在更深的层面进行着思辩。

　　王小东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他本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的一批海归，这次成了“抵制思维”的主要代言人。他对本报记者说，就在这10来天，他已经记不清接受了多少中外媒体的采访。在一场激烈的电视辩论中，他这样“捍卫”了抵制行为的合理合法性：“不管家乐福有没有过错，不管法国货有没有过错，这次国人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都是可以的。”

　　他请大家思考，奥运火炬传递与中国的西藏政策没有关系，金晶更非决定西藏政策的人，但敌对势力为什么还要通过袭击奥运火炬、袭击金晶来表达他们的抗议呢？

　　在电视辩论时，王小东还提到WTO规则中的“交叉报复”。这是法学博士成晓霞最早在博客中国的座谈会上提出的观点。“我们完全有权选择最方便的抵制对象。一个国家的A部分冒犯了我们，我们也许够不着那个A，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那个国家的B部分进行报复，以对那个国家施加压力，这就是国际法中‘交叉报复’的原则。”王小东说：“WTO就明确认可在国际贸易关系中采用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用到其他国际矛盾中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抵制思维”的支持者大多是年轻人。

　　一位“80后”给本报来信：在一段时期内不去家乐福购物，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抵制活动。网民只是在选择“用脚投票”——用自由购买商品的权力来表达不满，而不是“用脚踢人”——去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合法财产。面对西方嚣张的反华言论，如果连这种表达都没有，也太冷血了。

　　“不抵制思维”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薛涌。他在一篇博文中写道：后发国家的经济崛起可分两种模式：一是自力更生模式，特点就是通过产业保护发展民族工业，并立足于本国市场。另一则是有求于人的模式，它强调进入世界体系，以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的基点。这两种模式，需要两种民族文化心态。一是干什么只图自己痛快，民族主义精神强烈。二是该弯腰时就弯腰，把别人接受自己当作发展的首要条件。

　　中国已经放弃了第一种发展模式，但我们毕竟在其中发展了将近30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即便是“80后”，也是被这种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地强。动不动就有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薛涌说：“抵制家乐福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不抵制思维”，在学界得到了更多的共鸣。“西方媒体有失真的报道，必须加以辩驳和指责。但由此上升到批判一个国家或者某公司，或者用一个整体化的‘外国人’、‘西方媒体’来描述，这就好像要做一顶给一万人戴的大帽子。”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在这次抵制事件中，我看到很多网民有一种整体性思维下的含混、模糊逻辑。”

　　4月19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一些专家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理性对待”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