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有人撰文表示，冷战以苏联瓦解的告终表明，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人类政治发展的终结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但到了十多年之后的今天，随着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有人对此观点产生了某种质疑。本报译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姆·哈克勒的署名文章原题为《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仅供参考。　　　　——编者

　　16年前，我曾尝试解答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的永恒问题：美国是更像托马斯·杰弗逊所预言的国家，还是更像他的竞争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呢？

　　杰弗逊(美国前总统)断言，受过良好教育和有足够德行的普通人能够明智地自治，自由是所有人类天然的渴望，世界上的君主和独裁者最终必然被推翻。与此相反，汉密尔顿(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也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宣称杰弗逊的观点是一厢情愿的愚蠢想法，因为人性本身就排斥自治所必需的智慧。

　　简而言之，杰弗逊表达了我们的希望，而汉密尔顿表达了我们的担忧。

　　1992年，我的结论是美国和世界同时反映了两人的观点，但他们伟大的哲学论战依然胜负未定。如今，汉密尔顿显然已经占了上风。

　　在1787年立宪会议召开前，汉密尔顿观察了一些州议会的所作所为后，断定“(议员的)质询总是能够取悦人民但对人民毫无益处”。但他更进一步说，是人民而不是议员们要为这一切负责。他说，人民“小声抱怨税赋，大声抗议统治者”，但接着投票给迎合他们最恶劣本性的煽动家。

　　多年后，杰弗逊对民众的智慧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不过在漫长人生的最后一封信里，杰弗逊总结了他一生的愿望：“使所有人逐渐明白自己的权利所在。”他希望美国的民主实验成为“唤醒人类的信号，使人们粉碎铐在自己身上的锁链，获得自治的福祉和安全”。

　　1992年，人们还有可能相信，杰弗逊的预言总有一天能成真。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由和民主的福祉”也许终将传播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但16年后，我们还能相信这一点吗？我想我们中大多数人至少已经略微倾向于接受汉密尔顿对人性的悲观观点。例如，我们还能相信杰弗逊式的民主总有一天能够传播到非洲和中东、并在那里立足吗？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已经让人们对这一信念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历史证明，是文化而不是基因决定“民主”是否适宜。历史还证明，我们能够确定民主必需什么样的文化基础——启蒙运动。

　　我们西方人觉得启蒙运动理所应当。但是从16世纪起，经过几个世纪时间，人们才破除了愚昧和迷信，在孤立的知识中心建立了一个基于理智和逻辑的世界。

　　这里我们做一个理清思绪的思想实验。我们想像一幅1800年的世界地图，给所有参与启蒙运动或直接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国家(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美国、加拿大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涂上颜色。现在向前推进两个世纪，给所有拥有“有效民主制度”(《经济学人》信息部根据选举过程、公民自由、政府职能、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5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有效。)的国家涂上颜色。这两幅地图基本上一样。当年的22个国家(或它们派生出来的国家)现在都有“有效的民主制度”。现在有多少国家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而又源自这22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日本。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争论的问题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汉密尔顿式的世界中，民主始终是一种昂贵的商品——只有那些文化历史中包含了启蒙观点或类似观点的人民，才会维系乃至渴望民主。启蒙运动是一种奇迹，但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

　　汉密尔顿认为理性总是会被煽动者攻击，这些煽动者们知道知道仇恨与恐惧比理性和理智更有力。

　　如今，我们的公共话题更加粗鄙，标准更加低下。现在某个政党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微弱优势，不惜公然将美国人分化成敌对的不同阵营，使我们因此付出代价。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几乎不可能就重要问题开展成熟、稳重、符合逻辑的全国辩论。

　　也许汉密尔顿的见解更透彻。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即使在美国，民主是否能确保持续下去？我们无法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