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谈到这里，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文艺作品的教化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我们赋予了文艺作品很强的教化功能。而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开始往另一个极端走，拒绝所谓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强调表现个人感受。而近几年出现的这几部比较优秀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我们又看到了很多久违了的主流价值观。有的人认为这是对文艺作品的文以载道的属性的一种回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公方彬：本质上讲，文艺作品是不可能完全回避教化功能的。因为文艺作品原本就是精神和思想产品，一方面作品的创造者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人，他们必然带着自己的生活体验、思想倾向及其价值取向处理作品；另一方面大众观赏某一文艺作品也一定是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与价值判断进行，同时与文艺作品所表达的东西发生碰撞，当观众不接受文艺作品所表达的东西时，是放弃观看，当文艺作品有力地呼应了时代，契合了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后，观众便被征服，思想影响作用便产生出来。

　　想一下，在我们思想成熟的道路上，留下过深刻印迹，产生了教化作用的文艺作品应当说不少。至于你讲到的一些现象，我们不妨概括为文艺作品教化功能“周期率”的形成，并不奇怪，社会原本就是走在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

　　记者：那么，您认为是哪些因素，怎样的社会环境促成了《士兵突击》、《亮剑》这类影视作品的产生？

　　公方彬：特定社会状况、特殊历史阶段的精神脉动，都是成就类似作品的重要原因。从社会状况来看，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出现了一些失误，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和价值观的紊乱，一段时间里“远离崇高”成为时尚，似乎人只有远离崇高，精神和心理才会获得轻松和愉快。

　　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动物，不可能总是“跟着感觉走”，所以转了一圈后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不仅需要有物质的满足，同时也需要精神的支撑，并且社会越成熟，物质越丰富，精神支撑越不可或缺。实践告诉我们，远离崇高必将造成精神空虚，甚至蜕变。同时告诉我们，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也很难真正享受到有深度的幸福和快乐。正是由于社会大众逐渐认识和感知了这一点，从而为《士兵突击》、《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等作品的产生和富有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用优秀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来影响大众并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做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这样做。比如美国，他们拍摄的大量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在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成为鼓励青年加入军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您对此是否有过研究？

　　公方彬：艺术原本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同时人类在心理和价值走向上也有相通性，所以，借助影视作品来影响人是世界的共同做法。至于军队自然不会超出这一规律。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军队，由于其没有我们这样的政治部门，且制度决定了政党不能直接在军队中活动，所以其教育往往更倚重于影视作品，比如美军，其相关部门十分庞大，每年制作下发大量影视作品供官兵观赏，以期产生教育和引导作用。其一些影片甚至产生出世界性影响，像《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野战排》等等。这些影片无疑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