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了业，谁还能跟同学似的相处

倪岚

　　上午打的那个电话，让我后悔了一下午。

　　几天前，朋友托我搞一份买卖合同的范本，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的好多同学毕业后都进了律师事务所，打个电话张嘴要就成了。略加思索，我很快就锁定了目标——“师兄”。

　　“师兄”是个尊称，我们其实是同班同学。由于师出同门，接触的机会自然比别人多。他比我大几岁，大家便师兄妹相称。于我而言，这样的称呼很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滋生亲近感。在跟其他同学还很生疏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给师兄张罗起女朋友来了。

　　这种良好的互动持续了三年，直到毕业之后，他去了上海，我来了北京，联系才慢慢少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感情会因此疏远。所以，在离开校园的第三个年头，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他。

　　抓起电话，我习惯性地叫了一声“师兄”。电话那头只是“嗯，嗯”地应承着，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热情，原先准备的寒暄之词只好悻悻地咽了回去。

　　“是这样，”我硬着头皮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一个朋友，想找一份买卖合同的范本。”

　　“嗯，他是买方还是卖方？”师兄似乎有点儿兴趣了，问了我一些具体问题。

　　“其实，格式合同都比较糙，非常粗。”大致了解情况之后，师兄这么答复我，“根本没法用。”

　　像是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时间激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是你很熟的朋友吗？”师兄继续。

　　“是啊！”我有点儿莫名其妙，不知道这跟合同有什么关系。

　　“特别熟特别熟的朋友吗？”他不依不饶地问道。

　　“对呀。”我还是一头雾水。

　　“那我就免费做，不收钱了。”师兄突然提高声调，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甩出了这么一句。

　　这真是平地一声雷！毫不夸张地说，我当时就傻了，压根儿就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下意识地咧咧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对着话筒笑了几声。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笑得特假。

　　然而，我的尴尬并没有到此结束。

　　“谁呀你是？我还没存你的手机号。”电话那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晕，搞了半天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突然想到了“讪讪”这个词，顿时又羞又恼，脸憋得通红。我再也无心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报上大名，言不由衷地道了声谢，狠狠地扣下了话筒。

　　“花钱还用找你？”我对着空气恨恨地说。

　　这个电话前后不过几分钟，可我好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记得读研的时候，电话打到师兄的宿舍，我只要“喂”一声，他就会用一副了然于胸的口吻飞快地回答：“啊，是师妹呀！”可如今，连名字他都得用疑问句式跟我确认，这变化也太大了。

　　糗大了！我摸了摸滚烫的脸颊，叫苦不迭。工作都快3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我开始严肃地自我反省：求人办事，哪那么容易？人家现在是律师，都按小时收费，这种无利可图的事情，凭什么非要帮忙？“这么简单的道理，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我直骂自己脑子有毛病，无论如何，这事儿办得太掉价，太栽面儿了。

　　下午的班上得无精打采，自我批评倒是开展得很深入。郁闷至极，MSN上碰到胡编时，我就把上午的事一五一十跟她说了。胡编也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因为看港台电视剧的时候特喜欢揣测剧情，我们便送了这么个外号给她。

　　“他怎么这样啊？”胡编发来一个惊诧的鬼脸，“同学之间还好意思这么计较？”

　　接着，她毫不留情地把师兄一通狂轰滥炸，说他掉钱眼儿里都快六亲不认了。“一个合同能费多少事？”胡编也在做律师，说话颇能切中要害。

　　胡编的话让我甚感欣慰，至少作为同行，她也觉得这实在算不上事，更不值得跟老同学邀功请赏。

　　其实，师兄一提收费，我就打了退堂鼓，没了求他办事的兴致，只是感情上还难以接受。我一直认为同学胜似亲戚，都在一个园子里混迹，谁也不计较名利，没事胡吃海喝沟通感情，有事直接开口，再简单不过了。可是，师兄的行为，显然击碎了我多年以来秉承的美好信念。

　　“都是同学，差距咋这么大呢？”我大发感慨。

　　正当我觉得时机成熟，准备求胡编帮忙的时候，她敲出了这么一句话：“出了校园，谁还能跟同学似的相处啊？”

　　看到这个，我犹豫了一下，这跟她之前劝慰我的出发点大相径庭，但无疑支持了我先前开展的自我批评，甚至还提高了理论深度。

　　说到底，是我太理想化了。我总觉得同事永远比不上同学，原先没有利益冲突的同窗情谊多纯，简单质朴，犹如历久弥新的陈酒，随时拿出来咂摸一口，肯定也是回味无穷。没想到，换个环境，这酒还不到3年就变质了。既然如此，这不是他的错，我也没必要自怨自艾，耿耿于怀。

　　当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便再没勇气跟胡编开口要一份买卖合同了。

　　胡编说得对，同学之情发于校园，也应该止于校园。如今大家工作生活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每天都在计算成败得失，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怎么能要求人家一反常态，心甘情愿为你破例呢？

　　“他可千万别求着我办事。”我愤愤地跟自己较劲，摆出了守株待兔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