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朱幼棣这样说。

　　当年建设三门峡那样的政治热情已然消退，但在西南地区兴建水电工程的热潮一再升温。朱幼棣曾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三门峡的一位设计师，沉重地承认自己当年的失误。“我钦佩他的勇气，并非所有的决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工程应该终结。”朱幼棣一再强调，“科学发展的前提是科学决策。”

　　让他痛惜的决策，远不止一个潼关。在文学、思想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玉门关，在1958年全国兴修水利的热潮中，为了在疏勒河中游修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原双塔水库，永沉水底。

　　根据朱幼棣的研究，疏勒河沿岸历史上就是屯垦之地，修建双塔水库大坝，不过是把传统水利变成了现代水利，把下游灌区的农田，移并到了上游。即使水库非修不可，在选坝址时也应该做些调整，把古玉门关保留下来。“试问，乱山石中的大坝，与一首唐代诗人的佳作相比，谁能流传得更久远一些？”

　　他继续苦笑着假设：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而且可以永续利用。即使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失误，水库非建不可，也不该无视三门峡奇观本身的价值，如果当年能把坝址往上游移几公里——这只会增加有限的造价——就能使很多历史人文景观得以保存。

　　和潼关古城城墙一样，长江三峡上的奉节古城城墙，也兼有江堤的性质。当长江水涨时，水位升高几十米，长江中的航船就与城墙并肩，甚至在船上就能望到城内。古老的城墙其实深藏了许多科学，朱幼棣曾认真地在采访本上记录下奉节的水位变化。然而这样的记录已失效，因为修建三峡水库，奉节古城沉入江底。

　　2004年，朱幼棣带着读大学的女儿，再次来到古潼关。他们沿着陡峭的小路下到水关遗址。阳光正好斜射过来，在野草上跳跃，关门在蓝天下勾出美丽的弧线。朱幼棣对女儿说，从这个角度仰望古城水关，完全不同于以往“向前看”的习惯定式，会对我们自身多一分理解和认识。

　　回程路上，朱幼棣看到一座新修的高速公路蝶形立交桥，穿过潼关古城的西关——10年前他考察时，认定这里是潼关古城墙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他的心一凉，“完了，恢复潼关古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