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烨宇

　　当前，青年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的诸多现实社会问题中的一个较为突出和敏感的问题。青年群体的社会作用、社会地位越来越显现，形成的群体性力量对我国深度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同时，青年群体本身的各种不确定的成长性因素及其构成的特殊利益，对正在重组和完善中的社会结构系统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近年来大量关于社会结构和阶层分析的研究，也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关于社会运作的组织成本中绝不能忽略青年的存在。因此，一系列着眼于青年生存和发展的深入研究，已成为各类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界定青年年龄是深化青年研究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青年研究，一直受到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具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多年来，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的基本理论取向的大格局下，青年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结合、实证性研究和思辨性研究的结合、综合性研究和差别性研究的结合等研究方向。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在青年研究运用中的“中国化”、“本土化”，带动了青年研究的快速发展，有利地推动了青年研究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青年研究不同的是，“青年学”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在中国大陆日渐形成。当前，青年研究在深入和细化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对一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却未有重大的突破。其中，关于对青年年龄问题进行科学界定和有效分类，就是一项突出和紧迫的任务。

　　年龄概念是青年研究的基础概念，是界定青年在合格特定分析对象的首属概念。但多年来，我们基本上没有对青年年龄概念形成比较完整和统一的界定。而青年年龄是在不同认识角度下的青年特征的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和研究指标，包括青年的年龄上限和年龄下限两个相关界限。这是青年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难点。目前，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和我国都尚无明确统一的界定。其主要的可参考指标包括：

　　1、国际组织的有关界定

　　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14-34岁为青年人口（1982年）

　　B、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14-44岁为青年人口（1992年）

　　C、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界定：14-24岁为青年人口（1998年）

　　2、我国的有关界定

　　A、国家统计局的界定：15-34岁为青年人口（人口普查）

　　B、共青团的相关界定：14-28岁为青年人口（《团章》）

　　C、青联的相关界定：18-40岁为青年人口（《青联章程》）

　　D、港、澳、台地区的界定：10-24岁为青年人口（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澳门人口暨普查司、台湾青年辅导委员会）

　　目前，中国内地的青年研究基本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但15-34岁青年年龄的界定在现实的青年研究中显然带有不少的缺陷。之所以要将青年和其他社会群体区别开来，很重要的是，青年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青年群体内部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和排他性。准确地说，青年应该是一个可以被描述、解释和明确分类的概念。但由于在现实条件下，我们普遍拉大了青年的年龄跨度，导致了青年群体内部结构性的复杂化。比如，近年来研究者提出了“70年代”青年的概念，并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而这种概念的运用是有很大弊端的。因为70年代的青年出现了跨越“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群体，这些不同年龄青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些层面还是具有对抗性的。因此，用较大跨度的年龄概念来界定青年，显然与现实状况存在较大距离，也难以从根本上描述和解释各类青年群体的特征。

　　人的社会化进程是科学界定青年年龄的主要依据

　　科学界定青年年龄，必须从众多的分类标准中选择出关键的和核心的标准，也必须从纯粹的学术兴趣和一般的研究要求中解放出来，把青年年龄的界定返回到我们认识和研究这个问题的本原上。这个本原就是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上，认识青年年龄界定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主要是有利于党和国家在制定执行宏观社会政策时提高决策青年问题的有效性，有利于更好地把国家政策和社会资源用于满足青年的现实生存和发展的特殊需要上。从青年的生存和发展看，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极为重要的三个政策因素，也是青年生存与发展的三大基本权利。青年年龄的科学界定必须为制定这些政策，实现这些权利而提供科学和准确的依据。所以，科学界定青年年龄，除了研究的兴趣外，更重要的是立足现实、立足政策的有效覆盖。

　　综观学术界对青年年龄的界定，虽然分类方法不一，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是围绕人的社会化进程而展开的。人的社会化进程经历着不同的阶段，青年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这种青年的社会化进程包含了身心状态、文化特征、社会取向等各类具体的标准和角度。因此，对青年年龄的界定，必须充分体现人在青年时期的社会化进程的总体特点和现实作用。

　　同时，我特别希望强调的是，要避免界定标准的单一性，既不宜用抽象的文化、心理以及各种观念或态度层面的概念来界定青年年龄，因为这些概念大多无法准确测量；同时，也不宜用单纯的以生理概念为基础的人口学统计概念来界定，因为这种分类法除了一定的研究比较意义外，已经失去了分类的现实意义。因而，青年年龄的界定必须体现综合性，充分考虑既要可测量，又要兼顾在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青年年龄的可调整性，有利于按照实际状况进行不断地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