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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列入世界遗产所依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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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殷墟是人类艺术与科技的杰作
殷墟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艺术与科技的杰出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杰作。殷墟甲骨文、青铜器、玉器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突出代表之一。甲骨文，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形式、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它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标志着中国文字已进入了成熟阶段。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0，000余片，单字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殷墟甲骨文（见图版59—69）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记录中国商代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献。殷墟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最高成就。其青铜礼器厚重精美，出现了象司母戊鼎（见图版28）、牛方鼎（见图版2 9）、鹿方鼎（见图版30）等一大批工艺高超的重器。在造型上常常以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形象作为模型，如妇好鸮尊（见图版36）、妇好圈足觥、鸮卣等等。器表的花纹装饰崇尚繁缛，流行以雷纹为底纹，饕餮纹、夔纹为主体的通体装饰，给人以稳重、庄严而又神秘的感觉。殷墟青铜器是古代科技与艺术、雕塑与绘画的完美结合，达到了范铸工艺的最高水平。殷墟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象力，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以圆雕、俏色、双勾阴线为主要技法，表现出栩栩如生的人或动物形象（见图版51—54）。其独特的琢玉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以妇好墓玉器为代表的作品，造型生动，刻画细腻，工艺精湛，堪称世界玉雕艺术中的精华。
殷墟时期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殷墟甲骨文的记载表明，在天文学方面，殷人已能够准确的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对超新星等天文现象有了较早的认识。殷历法采取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取增加闰月的方法，解决了与回归年实际太阳日的矛盾。这些方法仍为中国现行的农历所沿用。在数学方面，殷人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字概念，并采用了十进位制。在医学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认识人类的10多种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能应用针砭、按摩等治疗方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殷墟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由矿石混合冶炼发展到由铜、锡、铅料按比例混合冶炼的阶段，其独有的片范铸造法和复杂的铸铜工艺充分反映了殷商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陶瓷技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见特征图11、12），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木作、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总之，殷墟时期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可以认为殷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I条标准。
（2）殷墟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殷墟的文化内涵丰富，对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甲骨文为主体的殷墟文字体系一脉相承数千年，对华夏文明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甲骨文已经具备了现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其书体虽然经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书体的演变（见图版69），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基本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甲骨文也因此成为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字。由甲骨文演变发展而来的汉字，在传播华夏文化、促成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殷墟青铜文化，集中体现了商代的艺术水准和社会风尚，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并以青铜礼器为基础，发展成为一套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这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对中国同时代其它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器物组合、纹饰、直至丧葬习俗、礼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青铜文化的核心所在。
殷墟的都城规划改变了夏代及商代早期的条块规划布局，形成了以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的环形、分层、放射状分布的总体规划形式。同时巧妙地利用河曲等自然条件，构成了防御和防洪体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富有科学性的规划原则和建筑艺术在对以后的都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殷墟族邑聚落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牢固的宗法结构。甲骨文的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殷商时期以族为社会单位，同一家族的人们生前居住在一起，死后也葬在同一墓地，形成一个个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宗法关系严格的族邑聚落。殷墟的族墓地分布广泛。在同一家族墓地内，墓葬大多呈规律性的分片分布，随葬的青铜礼器具有相同族徽，目前已知的就有共、亚址、爰、菔、举、宁等不同的族别。这种以族为基本社会组织的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至今，在中国的广大农村还留有这种社会组织的孑遗。
因此，可以认为殷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第II条。
（3）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为已消逝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佐证。
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创造了辉煌的殷墟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曾一度盛行于商代晚期的占卜、葬俗、祭祀制度等在失去了其存在基础后，逐渐消失湮没。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为这些消逝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佐证。
中国古代甲骨占卜有着悠久的历史，殷墟时期则是占卜最盛行的时期，商王和贵族几乎每事必卜，占卜成为商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的贡纳、收贮、整治、钻凿及占卜的方法、程序和卜辞的语法、辞例等形成了一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据甲骨文记载，殷代已有专门掌管占卜和记录的贞人，见于卜辞的贞人约有上百人，仅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即发现16人之多。占卜涉及内容包括：祭祀、天象、年成、征伐、王事、卜旬等，甚至于商王游猎、疾病、做梦、生子等。商代以后，甲骨占卜逐渐失去了其显赫地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见证了商代已经消逝的占卜制度，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殷墟时期的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突出表现在丧葬和祭祀制度中。殷墟考古发掘80的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的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瓮棺葬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棺椁装饰华丽，礼器精美。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殷墟的墓葬在形制、结构及随葬品上的特征，为已经消逝的商代丧葬习俗与祭祀制度提供了佐证。
殷墟发现有大量的人祭和人殉的遗迹，为商代晚期已经不复存在的大规模人祭、人殉现象提供了直接证据。殷墟宫殿建筑基址中和附近一般都有人祭遗迹，在乙七基址之南曾发现成行的密集小葬坑和车马坑遗迹，有北、中、南三组，仅在中组80座祭祀坑中，就发现人牲390余人。在王陵大墓周围，共发现2，000余座祭祀坑，埋葬着祭祀牺牲的遗骸。其中仅1976年发掘的191个祭祀坑，就发现1,178具人骨架。据不完全统计，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人祭的甲骨有1,350片，卜辞1,992条，共用人牲13,052个。不仅如此，商王或贵族死后，还以人殉葬，称为“人殉”。人殉的数量，根据墓主人身份的高低，少则1人，多则达200多人，其中M1001商王大墓殉人达225人。中国古代早期大量地使用“人祭”与“人殉”的野蛮残酷的祭祀和殉葬方式，在殷墟时期达到了极致。综上所述，殷墟丰富的文化依存为已消逝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佐证。
因此，可以认为殷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III条标准。
（4）殷墟宫殿宗庙建筑、王陵是中国古代早期宫殿、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规模宏大，总面积达71.5公顷。目前，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80余座。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宫室、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释文：前面是朝堂，后面是寝室，左方是祭祀祖先的宗庙，右方是祭祀社神的所在。)的规划雏形。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石质宫殿建筑材料相区别，殷墟的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基置柱础，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中国宫殿建筑特色。主要建筑规模巨大、结构繁复、互相连属；多重院落组合有序，左右对称，反映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开创了中国古代厅堂建筑的独特风格。殷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殷墟王陵遗址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遗址，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带墓道大墓13座和2，000多座祭祀坑和陪葬墓，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包括大墓5座，西区包括大墓8座。这种东西分区的陵墓建设原则，开创了中国“昭穆”制度（所谓昭穆即祖宗神位依辈分的排列的方法，在宗庙或墓地，以始祖神位居中，其两侧依左昭右穆的顺序分列后代的神位。是中国古代一种以人伦尊卑为次序的宗法制度。）的先河。殷墟王陵大墓多为“亞”、“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因此，可以认为殷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第 IV条标准。
(5)殷墟为中国早期文字史、古代信仰、社会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确切的物证
殷墟近80年的考古发掘成果，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缺少商代文献的局限，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为研究中国早期文字史、古代信仰、社会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确切的物证。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释文：殷商先人已经有了记录历史的典章、文献）的记载，使中国有文字可证实的历史上溯到3,000多年前，并使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脉络。殷墟甲骨卜辞中关于商人祭祀上帝、天地、自然神祗和祖先的大量记载以及发现于殷墟的大量祭祀遗迹、遗物，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早期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朴素的宗教情感，使文献中的“殷人尚鬼”（释文：殷商时期的人尊崇死去的魂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释文：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祭祀典礼与战争）的记载得到了印证，为研究中国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甲骨卜辞中关于阶级、国家、刑罚、监狱、军队、战争的记载，以及殷墟大量的族邑、族墓和人祭、人殉等现象的存在，则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商代的家族形态、阶级结构、社会形态，对研究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见证了商代晚期255年由盛而衰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中盘庚迁殷、武丁中兴、帝乙征夷、帝辛失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均与此有关。文献中自盘庚迁殷至帝辛失国的255年“更不徙都”（释文：从此不再迁徙国都）的历史、传说中的商王世系、一些曾活跃于商王国疆域周围的重要方国如人方、土方、亘方、鬼方、羌方等方国均在殷墟甲骨文中得到了证实，这些都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殷墟因此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成为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殷墟是中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的一个古代都城遗址。1928年开始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学术机构第一次独立组织的考古发掘，使殷墟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发轫地，造就出李济、梁思永、夏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今天，殷墟研究已从单纯的甲骨文字学发展成为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的世界性的“殷墟学”。
因此，可以认为殷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第VI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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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旭
来源：
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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