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民自行填报家庭收入，无论对政府还是农民都有益处，昆山的做法值得肯定。”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主任刘福刚教授认为，昆山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加透明化、更实际，不但能了解更多真实的情况，而且能赢得民心，“充分体现了政府‘以民为本’，也是一项‘民心工程’”。昆山启示录之五：

　　昆山人的“艰苦奋斗”精神

　　“当时带着50万元去建开发区，没有享受国家对开发区的政策优惠，当时的大学生都是光着脚、扛着标尺去丈量土地，自行车都进不了；当时的办公室只有8间小平房，建第一个住宅小区的砖头都是我们人工扛进去的，这全是依靠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昆山市经济开发区主任宣炳龙回忆20年前的一幕说。

　　1979年4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设立经济特区的主张。1984年2月，又提出“要扩大对外开放”，1984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而在这个时候，名不见经传的昆山却开始蠢蠢欲动了。“1984年，昆山还只是个农业县，对外封闭，经济单一，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在老城区东侧划出3.75平方公里土地，自费创办了工业开发区，在一无资金来源、二无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借鉴沿海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验，昆山开发区运用集体的智慧，走出了一条自费开发的成功之路”，宣炳龙说。

　　1997年，昆山又提到了建立出口加工区的问题，但是越是新鲜越是有活力的事办起来越难，为了获批出口加工区，昆山人整整跑了三年时间，一个小小的县级市昆山硬是和国家8个部委会签，最终就被这个小昆山给跑下来了！2000年国务院正式文件下发，批了15个出口加工区，昆山作为唯一的县级单位，在共和国历史上作了零的突破！

　　当昆山办第一家独资企业时，昆山人跑南京跑了120趟，为了现在的出口加工区，昆山人跑北京跑了84趟！宣炳龙回忆说，20年前吴书记带着大伙出去“打江山”的时候，带的是方便面、穿的是本地产的旅游鞋、挤的是公交车，“昆山之路”精神内核就是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提起过去，他总是感叹：“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困难没遇到过？”当时哪里有项目他们就往哪里扑，东莞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他们匆忙的足迹，有时听说广州有项目，就连夜赶到广州，来不及休息就到宾馆总台打听客人房间号，然后去敲门，很多客人都不理不睬，但他们依然坚持不放弃，等到深更半夜是常有的事。正如杨守松在文章里就写道：“昆山毕竟是小昆山，自己不不努力不争取，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轮到你！”昆山启示录之六：

　　昆山启示录：配套经济让外企侯鸟筑巢安家

　　天明电子原是一家小型民企，开最初给一家外企配套起家，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一个能为40家外企配套的大企业。而在昆山，像天明电子这样的专门配套外企的企业还有很多，外向型的配套经济正蔚然成风。昆山外企众多，在争夺这份外企配套大蛋糕时，昆山的民企发展了，接受配套的外企也落的生根，不容易再另栖高枝了。

　　昆山市政府官员表示，他们现在打造这种新型的配套经济可谓一举两得，既解决了昆山民营经济的短腿问题，又可以让外企落地生根，避免出现外资经济的“侯鸟现象”。昆山的经济发展一度被视为外资经济一支独秀，外向度过高也一度引起诟病。目前，昆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经济发展由外资经济驱动转向内外资双轮驱动，由制造业主导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专家表示，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昆山“农转工”，90年代实现“内转外”后的第三次转型。而在这次重要转型中，配套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大亮点和关键。面对过分依赖外资经济的批评和本土企业短腿的诟病，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自信地表示：“配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外源型经济和内源型经济的断层问题。”

　　当年捷安特来昆山落户时曾计划带进30家配套企业，但最后才带来了2家，因为其他的现在都已经在昆山找到了。“只有当民资进入外企的核心配套层，外资的生根才会多一块砝码。”昆山市经委陈卫斌副主任表示，外向配套企业迅速崛起，营造了一片充满省际的产业生态土壤，让外企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在昆山本地有了“牵挂”，落地生根。

　　根据今年5月份的一项统计，目前昆山的外向配套企业已经有758家，组建形成了模具、电路板、印刷包装、儿童用品等五大特色产业群。给外企配套的企业必须采用国际化标准，这也无形中提升了本地民企的起点，由于配套生产风险较小，目前这些企业普遍成长性良好，像震雄铜业等一些配套企业已经走过国门，开始“借船出海”逐鹿国际市场。在“昆山经验”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外向配套经济的发展正成为昆山经济一大亮点，这也为解决外企依赖度过高，防止外资的"侯鸟迁徙"，在外向型经济中如果发展本土企业，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验。昆山启示录之七：

　　从“五道保障”到“三有工程”

　　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昆山市委市政府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变市民，怎样让农民失地以后不失利、不失业、不失居。昆山市委书记曹新平说：“城市化进程就是把农业变成工业，把农民变成市民，否则你不要谈城市化，但问题是不在于农民失地，而是失了地以后你怎样保障他的合法权益。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部分的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来换取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发展了，要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维护农民利益，昆山给农民“五道保障”。一是低保。二是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三是农村医疗保险，虽然目前报销比例与城镇职工还有差距，但是一个农民生病住院最高也可以报5万元了。三是拆迁保障，昆山实行的是货币安置，拆一还一，每户农民约250平方米的房子，拆一平方米就还一平方米，动迁给农户的钱基本上可以买到原面积的新房。在宅基地上没有盖房的农民，可以按成本价买200平方米以内的房子。现在昆山很多农民家里都有两三套房子，自己住一套，再出租一套，这笔物业收入对农民来讲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收入来源。第五是征地保障，每亩地38000元，其中20000元打入农民的养老保险帐户，退休以后予以兑付，18000元的70%现金支付给农民。

　　社会保障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享有的福利，但是光靠社会保障，农民是不能致富的，不帮助农民通过双手致富，“大锅饭”的心理也不容易打破。按照江苏省委提出的“创业、创新、创优”要求，昆山提出“三有工程”，即“人人有技能，个个有工作，家家有物业”。曹新平说，这个目标好像高了一点，暂时是做不到的，但正是因为有难度，才要提出。昆山帮助农民特别是“4050”农民介绍工作，对“4050”的农民进行培训，还鼓励农民鼓励大家自主创业。

　　现在昆山有近5万户个体户，在“三有工程”背景下就产生了3万多，“三有工程”还增加了7000个私营业主。当不了老板的，昆山主张农民搞一些富民合作社，搞一些标准厂房、打工楼、搞一套出租房，这样，老百姓除了工资性的收入以外，还有物业性的收入。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认为，收入是衡量居民贫富水平最直观的指标，也是“富民”最基本的内涵，增加居民收入的关键是解决增加收入的来源。他认为昆山在解决农民可持续增收这个难题上的经验值得借鉴。昆山启示录之八：

　　由事后变为事前

　　2004年夏天，一批建筑工人集体到昆山市总工会上访，希望能解决工资拖欠的问题。经总工会认定，公司不属于恶意拖欠，而是由于原材料上涨，交易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该公司欠工人工资21万多元，昆山市总工会调查核实后现场兑付。自从昆山市实行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后，民工讨薪不再艰难。

　　昆山有几十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曾经有一个时期，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成倍增长，集体劳动争议增幅甚至高达475%。昆山市劳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整个劳资问题最突出的是建筑业。于是，以预防为核心的维权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从应急走向健全和长效。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担保制度就是维护职工经济利益，变事后为事前的一个例子。

　　2003年，昆山市劳动局、建设局和总工会联合出台《昆山市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担保办法》。施工单位在申领施工许可证时，必须先提供信誉保证金和工资支付保证文件（没有专业担保公司或者银行出具保函的，则交工资支付保证金），前者用于处罚，后者用于兑付拖欠的工资。工程结束，经过公示，企业确实没有拖欠工人工资的，所交纳的保证金将还本付息。顾志中说：“建立制度时很担心，因为只维护了工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呢？”最后，制度还是受到了欢迎。

　　制度施行之初，信誉保证金是依据项目的大小而定的，5万到30万不等；工资支付保证金是按工程总额的5%交纳。碰到很大的工程，施工单位一下子要拿出好几百万来，企业可能就会遇到资金困难。为了不让企业为难，昆山人又把事情做在了前面。2005年，工资支付保证金开始“封顶”，最高只要交100万。企业会不会“不在乎”这100万而拖欠更多工人的工资呢？昆山人又用建立民工工资卡、企业按月把工资打入卡里的办法限制了减少保证金可能导致的拖欠行为，因为工人不可能在工资拖欠半年后才向总工会投诉。

　　工资担保制度，使职工工资从事后追讨变为事前担保，有效地预防和遏止了企业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被评为江苏省工会工作的首创成果。面对新形势，不是回避，而是有创造地想办法解决，从源头着手避免事情往更坏的方向发展，标本兼治，昆山能做到，其他城市也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