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是高标准的法律。法律治理视野中的“人”，既不是雷锋同志一样的“好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中人”：这个人可以不做好事，但不能做坏事；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随心所欲，但不能超出法律的边界为所欲为；这个人并不需要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质，只要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一个全部由“中人”组成的社会，可能会是一个超级稳定状态的社会，但注定不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前途的社会。一个社会不可能全部都是好人，“乌托邦”注定是我们长远的理想，因此这个社会需要法律作为治理的手段调整社会关系；但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好人，极端化的“恶人谷”只会在小说中出现。因此，这个社会同样需要道德建设来教化人心，引导善行，让民众在不为非的基础上还能行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法律追求的是最底线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而道德倡导的则是终极的天下大同和社会和谐。

　　法律是硬性的，道德是柔性的。正因为法律是硬性的，才会有权威性、公正性，才会让民众感知、认同并服膺，正所谓法无信不立。但反过来说，法律的硬性特征使得法律的引导和教育功能不如道德这种柔性的手段那么明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不容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在以公正无情的面目示人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已经注定了法律可以规范行为，但不能深入内心；法律可以治标，但不一定能治本。而道德的柔性特征正是对法律的有益补充，在“法不责众”式的轻微违法行为的治理中，直对人心的教化可能比只管行为的处罚有效得多。

　　法律毕竟是一种“奢侈品”，道德却是“物美价廉”。法律的运行，即法治的实现，是有成本的，从立法到执法到司法再到守法，每个环节的成本都不可小视。看似简单的一个制度设计，无形之中会增加多少行为的负担、交易的约束和执法司法的配套，这笔账很难精确算出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因此，法律是一种“奢侈品”，有限的资源只有花在刀刃上，才能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但道德确实“物美价廉”，感化人心的成本肯定要比约束行为的代价小得多。如果可以用廉价的方式实现部分治理的目标，我们又何乐而不为，把有限的法律运行资源配置在更加需要的地方。

　　因此，今天我们在“公民道德宣传日”重提法律与道德关系这个老话题，并不是要再次挑起“法治”与“德治”的理论之争，更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摒弃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比较法律与道德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长处短处，只是想说明，任何社会的治理模式都是多元的，单一的治理模式不仅弊端丛生，而且发挥不了最佳的治理效果。法治社会已经成为发展的主流，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道德建设，推动道德建设。毕竟，道德楷模只是少数，只有这个社会上的好人多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才会降低，法治的实施才会畅通无阻。(胡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