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墙上的一束花朵，给人很温馨的感觉。

　　一些沉重的数字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哈姆雷特，也折磨着很多意图轻生的人，在他们痛苦的内心深处，这是被反复追问的。

　　作为轻生者与世界沟通的最后方式，自杀给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有一位深圳的女士向记者讲述她丧失亲人后的悲苦经历：“自杀的人走了，而家人因此一直背负着内疚、自责和羞耻感，这些感觉成为漫长人生路途的心理包袱，真是举步艰难！”对社会，自杀无疑也造成了一种破坏力。

　　对具体自杀人数的统计非常艰难。“自杀有很大的隐蔽性，有的中毒、车祸、外伤其实是自杀行为，但没被归入自杀死亡率，加之对自杀的偏见，家人也不会如实反映。所以实际情况要比了解的情况更严重。”深圳市康宁医院副院长刘铁榜教授告诉记者。尽管如此，一些统计数字还是令人感到沉重：自杀是国人第5大死亡原因，更是15到34岁人群的第一死因。

　　有关专家说，深圳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加之节奏快、竞争激烈、移民城市等特点，深圳人面临的心理压力较大，防御自杀的社会网络亟待建立。

　　为了给意图自杀或正在准备自杀的人提供紧急心理疏导、援助，去年12月23日，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在康宁医院正式成立，并开通了24小时免费热线电话25629459。仅在今年2月，打进危机干预热线（同时也是心理咨询热线）的1729个电话中，就有约100人流露出想自杀的念头、近20人已有自杀的计划，另有十几人自杀未遂，这三种人的数量占全月来电数的8.7％。刘教授说：“这个比例是惊人的。”

　　六七成自杀起于抑郁

　　拨打危机干预热线（亦被很多人简单地称为“自杀热线”）的人，有这样一些特点：“性别上，男多于女（明显不同于门诊咨询的女多男少）；户籍上，临时人口多于常住人口；身份上，职员、白领多于工人、学生。未婚与已婚数量大概相似。年龄以20岁到40岁为多。”

　　刘铁榜教授介绍：“六七成的自杀是因为抑郁症。因为身心的紧张、焦虑会转化为抑郁，使学习和工作大受影响，这反过来又加重了抑郁的程度。”

　　抑郁症患者多有轻生念头。作为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医生，刘奋一直记得一个病例，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强烈地想死”。一名不到30岁的妇女，因为产后抑郁症，觉得活得很痛苦，吃药、割腕，多次自杀未遂，送进医院后，打针吃药也不能让她安静，用5条绳子也绑不住她。后来她出院了，不再有她的消息，但是刘奋担心她还会设法自杀。

　　还有一位年近六旬的女士，希望自己能在见义勇为中死去。她丈夫和儿子都在国外，自己是公司干部，物质条件、人际关系、社会地位都不错，但她患上了抑郁症。她对心理医生说，一直在想该怎样自杀，最好是有人落难，自己见义勇为而死，比跳楼体面，可避免别人非议，可是，“见义勇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轮得上我这样的老太太呢？”

　　抑郁症并非女性专有，需要重视的是，在深圳，很多男性管理者和白领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但他们不善于利用倾诉的渠道，也不看心理医生，由此产生的自杀悲剧时有所闻。

　　她曾三次试图自杀

　　其实，内心痛苦的企图轻生者，心中更挣扎着求生，而不理智的举动，大多因当时的情绪太混乱。欣蓉（化名）就是这样，不到3年的时间里她3次自杀，一次比一次惨烈。前日晚，她勇敢地向记者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

　　“6年前我离了婚，然后全力工作、照顾儿子，以驱赶心中的痛苦和压力，结果3年前严重失眠，整夜睡不着，70多岁的双亲从内地赶来照顾，使我更加痛苦烦躁，觉得自己成了废人，连累家人。一天晚上，我控制不住地发火、大哭：‘我睡不着，我受不了，我要睡觉啊。’折腾了大半夜，趁家人不注意，我换上衣服，吃下一堆安眠药。幸好药量不多，昏睡一两天后醒了。”

　　“得知是患了抑郁症，我更害怕，觉得它比失眠还可怕，但我不愿去医院治疗，怕被人当成精神病患者，我失去了信心。后来我偷偷写好遗书夹在存折里，冒雨走到公园，脑子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死还是不死？死了就解脱了，就没那么多痛苦，父母也不用再为我难过，但关键是儿子怎么办？痛哭着从下午想到晚上，走到一个小区30多层楼的楼顶上，坐在天台边，犹豫是跳还是不跳，来了个保安，我叫他别过来，我想死。他给我敬了个礼就走了（事后知道他是赶紧去报警了）。然后就有个人来到天台，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并没注意到我。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住户，问我坐在这儿干嘛，我说得了不治之症，想死。他说生命多宝贵啊。我说，生命是宝贵，但那是指健康的身体，我这是不治之症，拖得倾家荡产，死了就一了百了。他说，即使是癌症病人，也在医院的病床上挣扎求生，你这样死算什么，太不坚强了。他边说边向我靠近，忽然一下子把我从天台边沿拉开，我‘啊’一声大叫，使劲挣扎，七八个人立刻冲出来，和那个人一起按住我。原来这些人是专门来救我的便衣民警和保安。那天风很大，又下着雨。在风雨中，他们把我送到医院。父母当晚在医院见到我，也是痛不欲生，他们骂我：‘你还没尽孝，也没尽完母亲的责任，太不应该了，真想甩你一耳光！’最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我又很不开心地过了半年，拒绝跟任何人交往，却以为是人人歧视我。一天晚上情绪波动后，半夜爬起来，拿出偷藏的小刀切腕脉，次日早上，母亲推门看到满床满地都是血，而我还坐在椅子上，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伤口，差点晕厥过去。”欣蓉伸出手腕，露出触目的紫色伤痕，“这就是我的第三次试图自杀，连筋都割断了，医生说再晚送医院一个小时，我就没救了。”

　　这一次，家人把欣蓉强制送进康宁医院。幸运的是，经过治疗病情好转，现已经上班，“现在我觉得，活着多开心啊，我有100个要活下去的理由。”

　　命悬一“线”

　　像欣蓉这样的轻生者并非真的想死，只是想摆脱各种问题所带来的困扰或痛苦，所以叔本华说，当一个人对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就会选择自杀。最大的“生存恐惧”当属绝望，对现状或未来彻底绝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迫在眉睫”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首先要让对方看到希望，看到除了死，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干预热线的接线员小朱曾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子呜咽着说，此刻正站在一处天桥上，但跳下去之前很想跟人说说话。电话里背景声音很杂，有哭泣声、嘈杂的车流声、喇叭声，小朱立刻警觉起来，只要打来电话，就是对生有留恋，就有挽救的希望。

　　那男子一直在哭，自顾自地说，很绝望，找工作实在太难了，受到太多的挫折，活不下去了，也没有脸回家，不如死了，天桥下车来车往，跳下去死掉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又觉得不甘心，心里矛盾极了。在这个城市，没有亲人，也不能跟老乡讲，只会让人嘲笑，记得以前从报纸上看到这个热线，就随手记下了号码，于是，他要跟素未谋面的人讲最后的几句话。

　　受过专业训练的小朱耐心地倾听，适时地表示理解，用亲切的语气告诉他，没有找到工作仅是这一阶段的经历，并不代表将来，与其现在就放弃，不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半个小时过去了，男子的情绪渐渐平稳，但就在他同意再试一试的时候，电话突然断了。小朱有些担心，回拨号码但是关机，男子几分钟后打来电话，告诉她手机没电了，不过他不会跳天桥了，让小朱放心。果然，前不久他又打来电话，说已找到满意的工作，“特别感谢热线，让我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

　　这样的事情，很给人以鼓舞，说明对于自杀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对于企图自杀和正在实施自杀的人，及时的干预是最有效的手段。专家呼吁，即使意欲轻生者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也不妨拨打热线，讲讲为何要走这条路，“只要愿意沟通，就一定会获得帮助。因为专业人员会告诉你，你还有别的选择。”

　　重视青少年心理问题

　　半个多月前，深圳一名十五六岁的高中生从自家窗口一跃而下，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的一个过分要求被母亲拒绝。孩子被家人宠爱，一直被满足所有的要求，悲剧当天，因为他的要求确实过分，母亲当即表示不同意，他跟母亲对峙了数分钟后，突然从窗口跳了下去，当场死亡。可怜的母亲几近崩溃。

　　据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压力更多是来自学业。数日前，一名重点中学的高三女生很消沉地对刘奋医生说，不想活了。因为最近没考好，而高考在即，心里很怕，“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但没有时间休息，活着要面临很多的问题，真没意思。”

　　刘铁榜教授指出，与成年人深思熟虑的自杀行为不同，青少年的自杀往往出于一时的轻率冲动，不计后果，所以，学校在强调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要教育孩子珍惜生命，提高他们承受挫折、适应环境、以及受伤后自我修复的能力，“预防自杀，要从孩子抓起。”

　　据了解，预防自杀的社会网络构建工作已经启动，社区、工厂、学校将逐步开展相关知识的教育，针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热线也已于近日开通。(刘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