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67年，乔治就指出“英语将成为政府、商业、法律、科学、文学、哲学与神学等从事各种活动的重要媒介，因此，无论在人类极其感兴趣的物质还是精神方面，英语都将真正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这种远见卓识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987年出版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科里斯泰尔指出“在60多个国家，英语作为官方与半官方语言在使用，……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科学家用英语写作，世界邮件的四分之三用英语书写。”1990年，布赖森指出，“世界上有3亿多人说英语，而其他人，有时仿佛试图说英语”等等，但是英语的这种卓越地位并非古已有之，今日独领风骚的英语与全球化是什么关系，与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又有何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大多在经济上对原宗主国有很强的依赖，因此“新殖民主义”取代“殖民主义”话语，成为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国家间交往的“新”形式。阿拉斯泰尔·彭尼库克在《英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中通过分析印度、马来西亚与香港的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揭示了许多人视为中性的、全球化的、适合所有人的英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作者坦言不想暗示殖民主义在悠久历史中已经与英语建立了重要的联系，而且认为这些联系也没有根深蒂固，但他还是指出，这种联系尽管没有深入语言的“精髓”，但是也已经进入语言与殖民主义话语的亲密关系中。因为话语总与某种语言相连，而特定话语与特定语言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阿拉斯泰尔·彭尼库克认为，不应把殖民主义“类型化”为政治上的残酷压迫与经济上的疯狂剥削，而是要在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中，在微观政治学运作的背景下去理解它。因此托马斯在《殖民主义：人类学、旅行与政府》中对殖民主义的描述与彭尼库克的期待不谋而合，“最好不把殖民主义主要理解成一种通过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或进步的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政治或经济关系。因为同样重要或同样深刻的是，殖民主义总是一种文化过程；其发现与侵犯是通过符号、暗喻和叙述想象、激励出来的；哪怕在仿佛最纯粹的获利或暴力时刻，都是通过意义结构来调停、架构的。殖民主义文化不仅是外在化的，用来掩盖、神秘化或理性化各种压迫形式的意识形态，它们也在自身内部表达与构建殖民关系。”   

    英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英语教学的理论、实践与语境与殖民主义有着深厚的难以割舍的联系，英语随着帝国边界的伸展而扩散，英语教学既是殖民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书写殖民主义的重要语言。殖民主义者们把英语带到世界各地，而殖民地的英语教学实践也回返宗主国，英国文学经典19世纪先在印度形成，然后再回返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菲利普森在《语言帝国主义》（1992年）中指出，殖民语言的意识形态为“维护后殖民时代英语与其他语言在结构与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关系”打下了基础。    

    其次，殖民主义是文化生产的重要场域，自我与他者在其中建构。欧洲（西方）通过殖民地的他者来界定自身，因此“自然”、“野蛮”、“肮脏”的土著“他者”成为西方认识自己“文明”、“高贵”、“干净”的一面“透明”的镜子。菲利普森认为，《鲁宾逊漂流记》中克鲁索与星期五的故事表明，克鲁索教给星期五的没有其他东西，而只是使后者对自己更有用，用起来更方便。这恐怕是英语这一语言帝国主义常被引用的经典范本。    

    再次，殖民主义依然是值得继续探索的各种话语、各种文化与各种历史汇聚的场域。当然这不是说殖民主义导致了一些独特的行为、语言与观点，而是说殖民主义造成了一套更加可行、更加容易接受的实践与话语模式。    

    在《英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中，尽管彭尼库克客观描述了英语与殖民主义话语之间共谋与相互“促进”，其中整个第七部分，讨论了“英语：持续与反话语”既分析了英语在全球化进程中作为殖民权威与文化侵略的工具性，指出由于英语能使人们轻易步入成功之途所导致的亲和力，从而形成反话语——与霍米·巴巴提倡的文化“杂交”以及福柯提出的“反记忆”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如果读者渴望读到他对土著的同情，并为他们代言，那可能会很失望，因为彭尼库克借用托马斯的表述，坦言承认，自己的目的“并不想对殖民主义，也不想对英语教学与殖民主义之间关系的线性历史予以综述，而是想回溯殖民主义对各种当代实践的文化效果。”因此，作者更加重视的是殖民实践对殖民者的影响，关心的是殖民主义话语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殖民话语建构自我与他者的方式。总之，作者关注的是当代白人文化处理与他者之间关系时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而不想以保护人的身份为被殖民者代言，但是这种从西方文化立场出发，从西方白人视角切入的坦率做法并不妨碍他为读者提供详实的研究材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对于重新认识西方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变化有着特殊意义。（《英语与殖民主义话语》 阿拉斯泰尔·彭尼库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