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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最后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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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最后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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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

    新华网3月16日讯  陈佳洱，核物理学家。上海人。195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60年代作为交换学者在牛津大学学习，回国后从事粒子加速器的研究工作，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主席。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陈佳洱长期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与教学，是低能加速器物理与技术方面的学科带头人。领导完成了4.5MV静电加速器的设计与建造和2×6MV串列静电加速器的改建与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建成我国首台碳-14超灵敏加速器质谱计；主持了新型重离子RFQ加速结构和射频超导加速腔的试验、设计与研究，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结合加速器项目深入研究束流物理，在提高束流输运和利用效率方面作出了贡献。
     文学家的父亲、物理名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校长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位，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难干的职位。我们今天的嘉宾陈佳洱先生正是原北京大学校长，他也是在北京大学迎来百年华诞时候的校长。
    作为一名著名的加速器专家，陈佳洱原来希望在北京大学度过自己的学术生涯，但是时代却让他像一颗粒子一样，在加速中不断面对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人们认识他以前，早就认识他的父亲陈伯吹，有不少人是读着他父亲的儿童作品渡过童年时代的。
    曾涛：您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您觉得他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陈佳洱：他是教师出身，写作品很重视它的教育性，寓教育于作品之中。从小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言传身教，怎么做人。他对科学特别热爱。他告诉我,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的话，他肯定是一个数学家。但是因为没有钱，他选择了念师范，然后当小学教师，小学校长，这么一步步做起来。
    曾涛：他讲了这个做人的道理是什么呢？
    陈佳洱：最重要的，做人就是要对社会有贡献，做一个诚实的人、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
    曾涛：最宠爱的人是您的父亲呢还是其他人？
    陈佳洱：开始当然是我父亲了。我觉得他为人很谦和，也很老实厚道。他不断地给我一些他所爱好的科学的教育。我记得我那时候年纪还很小，他经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东西，不要我打扰他。有一次我溜进了他的书房，那天下午正好是雷雨天气，闪光和震耳的雷鸣把我吓哭了。他叫我不要怕并问我为什么会打雷。我说这个我当然知道了，这是雷公公要劈不孝之人。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邻居老奶奶给我讲的。他说不对不对，打雷是云层里面带的阴电和阳电中和的结果。比如你一个手是阴电、另一个手是阳电，两个手一拍就“打雷”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啪的一声比划给我看。他还拿来一块玻璃板，两边用书垫起来。他要我妈妈剪一些小纸人，放在玻璃板下面。当他用绸布在玻璃板上面摩擦时，我看到这些纸人竟在玻璃板下上上、下下地跳起“舞”来，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上中学时，有个电影叫做《发明大王爱迪生》在上海上演。那时他很忙，我也在学校里住读。他却专门接我出去看这个电影。有一天，上演《居里夫人》，正好下大雨，他又一次把我接出去，让我去看《居里夫人》。看完以后他跟我讲，你要是像居里夫人那样，能够有所发现，能够对社会做一些大的贡献，就很好了。这些话我一直深深的记在心里。
    曾涛：您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您的老师像王大珩、朱光亚都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科学家，您对他们当时的教学有什么样的印象？
    陈佳洱：王大珩先生当时是大连大学物理系的主任。我那时候刚好进入大学一年级，系主任在我们眼睛里很高大的。他亲自带我们做普通物理的实验，要求非常严。我们每次做实验之前他都要问清楚，你这个实验是怎么考虑的？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你准备怎么做？这还不算，做完了实验所有的数据和记录都得给他看，如果不合格要退回去重做，非常严格。作完了实验，把整个的实验报告设计好，数据表都做好，他给打分。要在他手上得个5分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曾涛：你们同学之间有种说法，就是谁要得了5分，就得请大家吃花生米是吗？
    陈佳洱：是有这事。
    曾涛：你请过几次？
    陈佳洱：我请过两三次吧，那是很骄傲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曾涛：现在见到朱光亚先生的时候，觉得他有军人的威严，他以前也那样吗？
    陈佳洱：以前非常和蔼，现在也非常和蔼。我上大学三年级时，他教我原子物理，后来又带我毕业论文。那时他虽然在核科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为了给我们讲好一堂课，有时他要精心准备一个礼拜。所以听他的课程真是享受，比听故事还有趣。
    曾涛：是吗？
    陈佳洱：他给我们讲量子论时，从一些历史背景娓娓道来，比如：什么是黑体辐射，存在哪些问题，有多少种假设，普朗克为什么提出量子论，等等，等等。后来等到四年级的时候，做大学毕业论文了，班长问我选谁？我说我选朱老师，结果他同意了，我特别高兴。他指导我做论文的时候，特别细致、严格，连我的读书笔记他都要拿去改。他还把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物品都拿了出来。我做那个“粒子计数管”需要很细的钨丝，当时这样的钨丝国内还没有生产呢，很珍稀的，他都拿来给我了。为了教育学生他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这种精神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所以，无论是大珩老师也好，还是光亚老师也好，永远是我的老师，我总觉得我跟他们差的太远了，学一辈子都学不完。
    曾涛：就是在一般人印象当中，到了60年代很难有机会再去出国留学了。但是您在60年代正好被派往英国，而且是牛津大学，还学的是最前沿的这样一个领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呢？
    陈佳洱：那正好是一个机遇，也是运气好。当时英国的皇家学会跟我们中科院合作交流、交换人员。中科院系统去两个，高校去两个。北大的老师、领导，厚爱我，推荐了我。经过选拔以后就选上我了。后来，有幸被英国皇家学会同意了。具体过程我也讲不清楚。在牛津大学，指导我工作的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威尔金森教授和劳森教授。他们的学术造诣很高，对中国也很友好。
     加速与减速
    60年代初，陈佳洱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在威尔金森和劳森教授指导下研究加速器。
    在英国学习期间，中国正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陈佳洱亲眼目睹了当时英国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曾涛：英国人在60年代初的时候，对中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陈佳洱：他们对中国、特别新中国了解的很少。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古老文化很尊重。我到英国朋友家里作客，他们常常拿出一些收藏的中国古董，表示他们的文化素养，主要有中国的画，中国的陶瓷等。说明他们十分尊重中国的文化。从这一点来讲，虽然对新中国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中国人还是友好的，特别是英国的科学家以及实验室同事，更是如此。尽管是这样，由于他们对新中国不了解，总是看着我国早期科学比较落后的那一面。
    曾涛：1964年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当时您也是在英国？
    陈佳洱：是的，正好是64年10月16号。
    曾涛：那么他们什么反应？
    陈佳洱：他们很吃惊呀！刚听到广播这个消息时，连我都还不敢相信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赶快从牛津赶到伦敦，回到使馆，一听是真的，实在是高兴极了！他们的BBC广播里播放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好是英国大选，一天里都是大选的消息，但是BBC把大选的消息停止下来，正式广播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我回到卢瑟福研究所。这个新闻成了很多人谈论的主题了，说中国能造原子弹了不起。以前，有些好心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可以送给我实验用的磁铁，将来我回国时可以带回去。当时，我说这类东西中国还都行呀，你要给就给我最现代化的、数字化的电子仪表吧，这个我还比较感兴趣。但是原子弹爆炸以后，他们着实很吃惊。中国发展那么快，他们没想到，觉得中国了不起！很多英国的朋友来表示祝贺。可以看到这件事使中国人更受英国朋友的尊敬、尊重。所以我想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学技术不发达是不行的。我更加感觉到自己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
    中国爆炸原子弹后，也有人表示担心。有一次我因牙齿不大好，去看牙科医生。医生一边给我修牙一边问我，你们中国研究原子弹，是不是要发动战争呀。甚至有一次我坐在火车上，一个老太太还问你们中国有原子弹了，会怎么样呀？这也说明他们对中国还不了解。
    曾涛：您在英国研究的就是加速器？
    陈佳洱：对呀。
    曾涛：讲到加速器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加速器是什么，想起来很好奇，您做了几十年的研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非常就是简明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样是加速器
    陈佳洱：如果用简单、形象一点的方式来讲加速器，你的电视机里就有一个加速器。电视机屏幕上为什么有影像呀，那是电子枪把电子放出来后，经过电场加速，控制电子束的运动，由电子束描述出一个像。这个过程就是加速过程，不过能量比较低，几千伏或者几十千伏。我做的也是加速电子、质子等非常非常小的带电粒子。加速器就是要把粒子速度加快，比如加快到光速，粒子就有了很大能量，用这些能量干什么呢？去轰击原子核。原子核比一个原子还小的多，要小十万倍。把原子核打碎了，可以了解原子核的结构，或者使一种原子核变成另外一种更有用的原子核。所以加速器非常有用了。但是要把这些粒子加速谈何容易呀！一束粒子带的是同性电荷，同性相斥吗，这么多粒子不去约束它们，它们就跑掉了，哪谈得上加速呀？让它们乖乖地在一起，组成团，从很小的速度，变成像光一样快的速度，带有很高的能量，相当于至少几百万甚至几万亿伏特！这样的工作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曾涛：那么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加速器的研究，您是不是非常喜欢这个？
    陈佳洱：我做了一辈子了，当然喜欢了，否则我就不做了。
    曾涛：觉得这里面有很神奇？
    陈佳洱：第一，要加速粒子需要想出好多好的方法来，才能够很有效地加速它。比如得诺贝尔奖的劳伦斯。他就想出个办法来，能够用一个电压让粒子加速多次，后来得了诺贝尔奖。另外，怎么用这些加了速的粒子呢，也有很多的讲究。
    曾涛：在那个时候您在北大的时候，学校根本没有这个加速器？
    陈佳洱：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加速器是向苏联买的，叫电子感应加速器。原来我也不是搞加速器的，我学的是金属物理。55年把我调到北京大学来，建立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教育的基地。我是跟着朱光亚老师搞核子探测器，搞原子核物理实验，我很喜欢做原子核物理实验，研究原子核的性质。后来叫我搞加速器，我开始还不大想得通。但总要有人去搞呀，叫我去，我就去吧，去了以后就感觉到这也挺有意思。
    曾涛：您65年从英国回来了之后，本来应该是做加速器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就停止下来了？
    陈佳洱：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国家科委非常重视。当时下达一个五百万元的研究项目，我们非常高兴地加紧工作。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就被迫停止了。也许是因为我是从英国刚回来的，觉得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了，又是被学校领导看中送到英国的，那肯定是有问题了。刚开始我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眼见订购的机器、部件退货的退货，撤销的撤销，什么都没有了。那时我心里想：哎，算了，我就好好劳动就是了，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地又感觉心有不甘。我们虽然在汉中，但是很多同事感觉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原子核科学总是要发展的。所以大家经常议论，我们怎么办，怎么打翻身仗？大家谈了很多，要打翻身仗就得在困难条件下靠自己研制加速器。当时我建议做螺旋波导型的加速器，逐渐地得到了各方面的理解、支持。所以后来慢慢又开始恢复了研究工作。
    曾涛：那这个完全脱离加速器的时间有多长时间
    陈佳洱：哎哟，怎么也有四五年吧，我在汉中呆了十年，为科技产业奔走。在汉中呆了十年以后，1978年，陈佳洱又回到他心爱的加速器研究，就在他加速前进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作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他为当时刚刚创业的王选和他的激光照排机四处奔波。
    1984年10月1日，当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时，北京大学的学生队伍里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一时成为轰动性新闻事件。陈佳洱当时就在观礼台上。
    曾涛：您当北大的副校长期间，怎样全力支持王选他们搞高科技企业呢？
    陈佳洱：当时我觉得王选的成果是很有前景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他是个学数学的，他应用数学公式来描述汉字，把信息压缩五百倍，这样就可以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了不起的，是原创性的。源头在我们，在北大，在王选那里。激光照排技术依靠了北京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一些最好的成果，比如说激光，物理系当时在发展激光，用激光来控制汉字的扫描照排；学校的好多个系包括中文系、数学系、物理系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思想都用计算机汉字扫描照排集成在一起了。这样一个科研成果我觉得是必须支持的。因为它太重要了。当时有人讲这样的成果可以是顶天立地的，一旦能够应用，应该算一场革命。
    曾涛：你觉得当时担的这个风险大吗？
    陈佳洱：风险当然有了。从科学上讲这是合理的，但是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被应用上的行业所接受的成果，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人当时不相信。所以凡是需要我出面的，是宣传也好，推广也好，成果鉴定也好；需要我去跑腿的，电子部也好，新闻出版署也好，报社也好，我都去尽力而为。但是这个决策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学校党委就专门讨论，怎么来支持这个成果，怎么来转化。
    曾涛：那时候您就看好科技产业吗？
    陈佳洱：怎么说呢，学校最重要的当然是培养人才、是做科学研究，从生产知识、传播知识上为社会做贡献，这是学校责无旁贷的责任。但是如果学校跟整个经济、社会脱开的话，就很难真正地为社会来服务。所以当时我们的想法呢，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成果，我们也有责任让它真正变成一个产品。我们不是为了谋取利润，是为了使他的研究成果能够顶天立地，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
    曾涛：1984年的35周年国庆大庆，北京大学学生在庆典游行走过天安门广场时候，突然打出“小平你好”的这个横标，您那个时候正好就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那个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陈佳洱：开始的时候我吓一跳。哎哟，原来规定不能随便带东西的。同学带了这个标语了，学校可要挨批评了。那时候我就看看小平同志，看他看见了没有。结果他带头鼓掌。哎哟，一方面我是很高兴，我就感觉到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的心跟我们同学联在一起；另外我也觉得北大的学生了不起，他们从心底里面拥护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很吃惊，后来我跟着一起热烈地鼓掌，使劲地鼓掌，非常、非常的高兴！
    曾涛：你的心是不是一下被激起来了？
    陈佳洱：对，一下子激起来。第一反应是觉得北大学生是不是闯祸啦?!。

     北京大学校长
    许多了解陈佳洱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
    1996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而在这届校长任上，北京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面对新世纪，北京大学走向何方，这成为每个北大人都关心的问题，对他这位北大校长来说，压力是明摆着的。
    在北京大学百年华诞的日子里，有一件让陈佳洱没有想到的事，中央政治局的全部常委都参加了北大百年校庆。
    就在那一天，江泽民和他说起北京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在谈到北大校长这段生涯时，我们能感受到这位温和的学者有着刚健的一面，那就是承担重任的历史责任感和对母校的深情。
    曾涛：1996年的时候，您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而在这个期间正好赶上北大的百年校庆，百年校庆是北大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作为当时的校长，您是怎么来看这个转折点？
    陈佳洱：我觉得北大从它的创办、它的整个历史，一直是跟我们民族、国家的整个的奋斗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学对于一个民族的解放有如此大的贡献。所以后来的历任校长都觉责任重大，那就是怎么样办学能使得北大跟它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称。到了改革开放这么一段时间，特别到了90年代，迎接这么一个新的时期，北大究竟该怎么走，怎么样才能跟它的历史地位、它的光荣传统相适应。
    曾涛：说到北大的校长，那么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很显赫的位置。但同时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大家也有一个共识，认为做北大的校长这个位置是很难做的？
    陈佳洱：是啊。
    曾涛：您在接到这个任命的时候，在内心里是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
    陈佳洱：第一次跟我谈的时候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或者说没有这个资格来接受这样一个任务。我记得教育部柳斌同志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说我恐怕不能胜任，我说还是另请高明吧。我还给他推荐一个人选。我说原来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就推荐了周光召同志，光召同志是北大的校友，担任过中科院的院长，他来出任，对教育跟科研的结合有非常大的好处，应该请他来。后来，最后一次跟我讲，你不用再考虑了，已经决定了。所以，我是胆战心惊地来接受这个任务的。我觉得作为北大的校长责任实在太大了。我那时候说千斤重担，我这么一介书生能不能担任得好，我是很担心的，好几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曾涛：是压力紧张睡不着觉，还是激动睡不着觉？
    陈佳洱：压力。因为我知道作为北大的校长，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的一举一动恐怕是不仅是北大，不仅是北京市，全国都在关注着。我究竟该怎么办？我是觉得担子确实很重。正式宣布的那天会上，我就老老实实跟大家讲，我感觉是千斤重担。
    曾涛：就上任的第一天是吧？
    陈佳洱：宣布我当校长的时候，我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各个院系部门的领导讲，我是感觉到千斤重担，现在既然这样了，我也只能依靠大家一起来承担，要依靠我们的校党委和其他各位领导、依靠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的职工、我们的学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担子担起来，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
    曾涛：做校长这么多年，让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陈佳洱：最关键的还是要能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理解我们国家的现状，理解我们国家关于教育的政策。同时倒过来讲，也要让我们的领导理解老师的心声和学生的状况。因为北大的学生和老师思想是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可爱的。他们总是想着我们国家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兴旺发达，主意各种各样，当然有对的有错的。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沟通的好，我能够起个桥梁的作用，真正把北大的积极因素能够调动起来，力量发挥出来，那是了不起的。这是很难的事情。
    曾涛：后来您觉得做的怎么样？
    陈佳洱：不敢说做好了，但是我想我是尽我的力量了。你要别人理解你，你首先得理解别人，尊重别人。
    曾涛：就是说必须得要上下理解。
    陈佳洱：上下理解。因为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原则上讲应该是做得到的。做沟通工作和起桥梁作用就得把实话实情讲清楚，向上向下都讲清楚。我也感觉到有的事费了不少口舌，实际上不见得能够做的通。我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这个人不会表达，只要大的一致，小的也无关大局，求同存异吗。
    曾涛：大家思想都很活跃，那当发生这种激烈的冲突时候，您会是一种什么样态度？
    陈佳洱：大家意见能够取得一致的时候我当然很高兴。有时有些不一致的意见，宁可等一等，看一看，总归能取得一致，我总是这么相信。
    曾涛：按照您的性格，您不太喜欢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吧？
    陈佳洱：有的时候也失态，就看情况。有的时候我也沉不住气，但是毕竟我也是教师出身，很多的同志他们也是老师，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有的时候批评得很尖锐，有可能开始觉得受不了，或者觉得冤枉，比如说北大有的老师老觉得我是理科出身的，重理轻文。我说我觉得很冤枉，我跟他们说我做了些什么。他们觉得不够。我想了想，他们说得也有道理，那我改呀；有的他们以前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我也是在努力呀。
    曾涛：你刚才讲到重理轻文，我想到您在北大这段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让理科的学生一定要上语文课，就是您的这个决定是基于北大本身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
    陈佳洱：北大是一个综合型大学，有很强的文理基础。我们有很多人文方面的大师，包括冯友兰，翦伯赞，季羡林等；像我这个年纪也很多，像袁行霈这样的，条件非常好，应该是我们北大每一个师生的共同的财富。他们为国家整个的文化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另外，我们培养人才、毕业的学生，他们的人文素养、文化素养决定他一辈子对社会的贡献，这非常重要。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本身就凝聚在最基础的历史和文字之中，也就是我们的汉语中。我发现很多理科的学生，可能物理学得很好，但汉语的基础，不是很好。
    曾涛：您能讲一个例子吗？
    陈佳洱：比如写一篇论文，他的物理思想很好，可是文字不通。用汉语老师的要求，就是作文可能不及格。他出去要待人处事，文字表达能力不好不行，这是从实用方面看。更重要的是通过学好语文，他可以真正地吸收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提高整个人文的素养和素质。所以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文理科的教师都赞成。
    曾涛：您在北大自己的住房，一家三代人一共就70多平米的住房，您在家里还睡高低床？
    陈佳洱：是啊。
    曾涛：作为这样一个著名大学学府的校长，自己的生活的这种这么低调，您觉得这个反差是不是太大了？
    陈佳洱：在生活上我总觉得我应该跟教师一样。他们的困难没有解决，我也不能特殊。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所以我也讲过，大家没有改善之前我不先改善，而后来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样做了帮我化解了不少工作上的矛盾。有的职工起初因为不理解学校的困难，带很多人到我家里来，问我要房子。但进来一看，哦，原来你的住房也很困难。这样，他们回去了。我发现虽然可能住的条件困难一点，但是对于做好工作反而更有利。
    曾涛：您自己住的房子，那么北大的教师当中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陈佳洱：在当时，可能还算是比较中上呢。
    曾涛：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陈佳洱：当时学校的经费以及有限的资源的条件下，短时间全面改善职工住房是很困难的。当然我们是在努力，一方面努力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向大家说明前景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必须一起来努力、改善；另一方面积极筹措资金和想方法，建了几个小区，到现在职工的房子有了很大改善。
    曾涛：那时候您心里有没有一点委屈呢？
    陈佳洱：那时我自己倒并不因为住房觉得委屈，因为比我年资更高的，我的老师辈，也并不比我好多少。
    曾涛：那您的家里人呢，他们也跟您一样的想法？也能理解吗？
    陈佳洱：我爱人也是北大的教授，她当然也很了解大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觉得都很知足，毕竟是中上。我们知道当时的条件，不可能跟国外的校长比。同时，住房待遇也并不是一个做校长必须的一个条件。住的好，更方便一点，当然好。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在办公室里。我做校长期间还讲课，还有在实验室工作。所以，家里其实也就是睡睡觉，也够了，挺好。
    曾涛：您给自己定的目标或是抱负是什么？
    陈佳洱：我说要对得起“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北京大学是一个有非常光荣传统的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是北大的光荣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北大有非常好的学风。我要对得起北大这样一个传统。至少在我这一任上，能够朝着符合北京大学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有所发展，而不是倒过来。当然后来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曾涛：在北大百年校庆的那一天里头，有没有让您最难以忘怀的一个事情？
    陈佳洱：最难以忘怀的就是中央领导这么重视北大的校庆。校庆之前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到北大视察工作。校庆那天，在他讲话之前还专门跟我谈，他说你讲的世界一流大学，还加了社会主义几个字，这是不是意味着跟国际上其他一流大学不可比呀？他说北京大学跟其他国际上一流大学应当是可比的。我觉得江泽民同志讲得非常对呀。北京大学要是一流的大学，不是自己加一个形容词，而是真正能够和哈佛、MIT、牛津、剑桥等大学都能够比的上的、有自己的位置的大学。所以他这个谈话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还有，庆祝大会那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来出席了。这我也没想到呀。
    曾涛：您觉得北大离世界一流的名校还有哪些差距？
    陈佳洱：这还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就像江泽民同志讲的，要有几代人的努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要是一流的大学，必须要在学术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人文方面可能北大优势比较多一点，但是要引导世界文化的潮流那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去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他们讲他们目标是培养领导者。他们做的工作要么不做，要是做的话，他们做了以后人家就会跟着他们走。这对我印象很深。我想想我们有没有？也不是没有，太少了，这样高的造诣，这样高的、大的贡献，这样深远影响的老师实在很少。但这是建设一个一流大学、培养一流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有没有世界一流的老师，有没有世界一流的、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我们叫做原创性的成果，是一个关键。
     加速的人生
    在北京大学校长任期届满之后，陈佳洱又承担了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重任。
    曾涛：您现在不仅是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还受命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大家都知道基金委是专门给科研项目拨款的部门。
    陈佳洱：是的。国家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过去是政府拨款，现在利用基金制来支持，这样的方式是一个科技体制的改革。基金委是在89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下，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心下，于1986年2月成立的。它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运用国家财政投入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发现和培养科技人才，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作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17年来，科学基金坚持“鼓励创新、科学民主、平等竞争”的良好机制和“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资助了6万多个研究项目，支持科技工作者开展基础研究和科技源头创新研究，在推动中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和高技术研究的突破，发现、培养和凝练优秀科技人才，提高我国科技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科学基金资助也并不容易。每年提出的申请有几万项，比如2002年有3万项，能够被资助的大概6个中只选1个，近年来有所提高，将近5个选1个。但是这样的效果非常好，因为第一是公正、公开、公平、透明。第二，正因为这样，很多在萌芽状态的一些事情，得到积极的、率先的支持。比如像吴文俊先生他获得了国家科技最高奖，但在开始的时候，他搞的机器证明，用计算器来证明数学定理，并不被人理解。
    曾涛：可是这样，就要求评议专家必须有眼光来看这些申请项目。
    陈佳洱：对，是这样。科学基金项目是由科学家提出申请，我们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大家来决策。通讯评审专家有2万多人；评审会专家有700多人。请同行来评议，而不是由我们基金委的工作人员来决定。又经过专家民主讨论，最后投票确定，这比我们工作人员眼光要宽大得多。当然我们也发现，有的时候专家也往往比较保守，因为钱比较少，申请人很多。那怎么办呢？我们采取小额资助以及署名推荐制等措施，对一些确实是新的、有新意的项目，允许他们做些试验，如果项目进展好，还可以滚动支持。因为科学基金最主要的就是支持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主要是发现一些新的现象，产生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理念，新的方法，以至于新的手段。我们叫源头的创新。另外，我们的一些科学家系统地持续地参与我们整个决策的过程。
    曾涛：我觉得基金委主任的这个位置有一点像北大校长的位置，也是挺难做的。
    陈佳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难，因为很多人都需要你支持，你到底支持谁，当然很难。唯一的办法是依靠我们的科学家，依靠大家来想办法，把我们的国家的基础研究的水平提高一大步。
    曾涛：您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学者，但是在具体的现实里，您是一个被放到加速器里面的粒子，总是被加了很大的压，然后不断地向前运动，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陈佳洱：推着走，各种各样因素的岗位推着我走，是有这样的感觉。
    曾涛：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您自己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陈佳洱：我觉得首先恐怕对自己有个恰如其分的估计，自己把自己的位置要定准了，无论做加速器也好、当校长也好、做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也好，我的自己的力量、能力、水平非常有限，我只有依靠我的很多的同事，很多的战友呀。比如像做加速器，很多的工作是我的同事、我的学生、我们工人师傅他们做的，我只不过因为有这个追求，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他们来帮忙，支持我。其实我做的可以说大海里的一滴水，真正的英雄是他们。做校长和委主任也是一样，好多人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呀！我在这里面只是起了这么一点点作用。
    曾涛：在认识您的人当中，都说这个陈佳洱先生是一个大好人。
    陈佳洱：这里有褒有贬了(笑)。(编辑：独孤秋秋)

附：编导手记：陈佳洱的粒子生活
（作者：黄晓）
    陈佳洱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不是因为他是研究加速器的专家，也不是因为他是北京大学的原校长，而是因为我的一个兄长曾是他的学生。做这个节目前，我就已经听兄长讲过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其中一个故事很有趣，说有一次好像是学校的一个地方停了电，陈佳洱知道后很着急，就自己跑到配电室去找工友，要求他们去修。人家问他是谁，他说：我是陈佳洱。工友想了半天，说：陈佳洱？不认识。我当时听了不由得捧腹，这事简直就和以前北大新生要求季羡林副校长看包袱一样经典。陈佳洱校长为人处事的低调和平和由此可见一斑。
    陈佳洱出生在一个文艺家庭，父亲陈伯吹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母亲吴鸿志是钢琴教师，幼年的他也曾经有过当作家的梦想。所以在他身上，有一种儒雅谦和的文人气质。这种感觉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数次得到验证。我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开完基金委的一个会议，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衫。可在我们的口头采访开始时，尽管没有摄像机，他还是换上了一套整洁的深色西装，让我感受到他对别人的尊重。采访完毕后，我提出想看看他手头的一些照片，他就和秘书田文在办公室的书柜里翻来翻去，并抱歉地说照片大多在家，下次再带给我。而后来录制节目时，他真的带了两大本相册前来，里面从幼年到现在的照片一应俱全，粘贴得整整齐齐，他笑称得益于夫人的精心制作。因为我们要扫描其中的一些照片，节目录完后，他又在《世纪之约》的办公室耽误了大约半个小时。如此种种，实在很难让人把他跟著名学者、名校校长、基金委主任等头衔联系起来。
    陈佳洱的经历十分丰富，各种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很多。因为父亲的引导，他放弃当作家的梦想，走上了科学之路；他长期从事粒子加速器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成果赫然；担任北大副校长期间，他领导组建了北大新技术公司(方正集团前身)，并实行优秀教师破格晋升，开北大之先例；他是北大建国后第八任校长，组织了百年校庆；他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手握经济大权。但我们觉得，如果按照已有的一些思路去描述他，难免会流于一般。
    几经商讨，我们决定把节目重心放在他担任北大校长这一段，因为众所周知，北大校长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因此陈佳洱在任职期间的心路历程和他所承受的压力，很可能是公众感兴趣的话题。而据我们此前的一些初步了解，大家对陈佳洱校长看法不一，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审时度势的实干家，北大从百年校庆后进入了跨越式的发展阶段，陈佳洱功不可没；但也有人认为他在任职期间没有多少标志性的贡献，是一个平庸的老好人。两种看法哪个更中肯，显然只能进行实地采访才能得出。
    时近春节，北大已经放假，所以找起采访对象比较困难。我联系了不少人，可最后接受采访的只有两位，一个是北大重离子加速器研究所的所长郭之虞，另一个是物理学院院长叶沿林。人虽不多，得到的信息却是实实在在的。郭之虞说，陈佳洱当初其实并不想当校长，但他是院士，年龄合适，又在北大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这些条件加起来，任命最后落在了陈佳洱身上。当上校长后，陈佳洱学者本色依旧，他依然骑自行车上班，在家里下厨房洗碗。他家住房条件不好，三代人住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堂堂院士，居然要睡高低床。而他却从没考虑过利用职权为自家谋点福利。后来采访陈佳洱时，他承认自己的确推辞过校长一职，甚至还主动推荐周光召，但教育部坚持这个任命，为此他几天睡不着觉，感觉肩上如有千斤重担。至于住房，陈佳洱淡淡几句带过，他说当时北大很多老师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在别人没改善之前，自己先住大房子，显然不合适。然后他笑着透露了一点“私心”：“学校里找我要房子的很多，不过只要他们看到我住的房子，一般都不再开口，给我省了不少麻烦。”这还有例为证，北京大学首批特聘教授佘振苏以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身教授。他从国外回来，到陈佳洱家里，看到陈校长年龄那么大，还睡的高低床，而学校为挽留自己却给分了100多平米的房子，很受感动，于是放弃了国外的职位，回到北大担任湍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陈校长为人宽厚，但在学科建设方面很有原则，”叶沿林说：“比如他坚持设置主干基础课，规定要由教授亲自讲授。又比如他提倡文理兼通，要求所有的理科学生必修语文课，鼓励文科学生选修理工科目。”叶沿林还颇有感触地提到一件事，他从国外回来后，筹建一个高能实验室，陈佳洱非常支持，虽然不喜欢应酬，但只要有相关方面的外国专家来华，他就毫不犹豫地去作陪，目的就是借鉴经验，促使实验室早日建成。
    在后来我们对陈佳洱本人的采访中，他没有过多提到自己在任职期间遇到的困难，而是反复强调理解二字，他所说的理解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北大师生对国家教育政策的理解，也有学校管理层上下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自然还有家庭对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其中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只要大家都希望北大办好，就没有根本利益的不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不会产生根本的冲突。相反，如果不希望北大办好，那对不起，那没有共同语言了。”我想，面对这样一位以北大的发展和进步为己任的老先生，你可以批评他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绝对不会否认他的称职和忠诚。
    曾涛在采访时问陈佳洱：“你觉不觉得自己像一颗被放进加速器的粒子，被加了很大的压，然后不断地向前运动？”陈佳洱说：“是有这样的感觉，历史、岗位，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推着我走。”曾涛又问：“你知不知道，大家都说陈佳洱先生是一个大好人？”
    陈佳洱笑了，说：“这有褒有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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