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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最后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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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细说《读书》杂志的前生今世
    文汇读书周报11月18日  从1979年到2004年,《读书》已经出版了三○七期。 
    三联书店前身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都是办杂志起家。生活书店出版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李公朴主办,柳湜、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新知书店出版姜君辰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 
    出版杂志,出版社可以更好地联系读者作家,也有利于培养编辑。 
    《读书生活》半月刊被国民党查禁,更名《读书》继续出版,又被查禁,就出版《生活学校》,这两本杂志由陈子展主编。 
    抗战时期,四十年代在重庆,生活书店出版《读书月报》,艾寒松、胡绳、史枚主编。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学习生活》半月刊,陈楚云、赵冬垠主编。国民党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每期原稿都得送审,常常被扣留或删改。皖南事变,党安排一部分文化人疏散去香港,陈楚云、赵冬垠亦在内,为掩护他们撤离,我编了最后三期《学习生活》。 
    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读书与出版》月刊,胡绳、史枚主编,1948年9月终刊,这时距上海解放已经不远。 
    大约在1970年前后,我和陈翰伯在湖北咸宁干校谈起办刊物,我们设想一旦有条件,还是要办读书杂志。 
    打倒“四人帮”之后,由陈翰伯出面邀请于光远、夏衍、黎澍、戈宝权、林涧青、郑文光、许觉民、曾彦修、许力以、王子野、陈原、范用组成《读书》编委会,《读书》编辑部冯亦代、史枚、丁聪、倪子明列席。可是这样的编委会很难召集,不如改为办实事的编委会,由陈原任主编,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按照陈翰伯意见,范用亦忝为编委。 
    1979年《读书》创刊。“编者的话”里申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实现为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我们这个刊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我们主张改进文风,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 
    生不逢时,《读书》甫一落地,即招来种种责难与非议。起因于创刊号头一篇文章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文章的标题原为《打破读书禁区》,发稿时我改为《读书无禁区》。 
    于是有人就说《读书》提倡读《金瓶梅》,主张给坏书开绿灯。真是危言耸听,匪夷所思。 
    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 
    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并未主张放任自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 
    后来有同志说,领导同志事忙,没有时间看文章,只看标题,或者光听汇报。以后标题多加注意。 
    当年人民出版社党组讨论《读书》杂志,曾经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我是党员,当然要对党负责。《读书》每期清样我看了才签字付印,直到退休。至今未听说《读书》有什么问题。 
    《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史枚,他是编杂志能手,一位是董秀玉,做他的助手。后来增加了几个人员,其中四位是女青年,加上董秀玉,人称“读书五朵金花”。除了杨丽华读过大学,共余四位都是高中生,因此有人说:几个高中生编了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现在吴彬、贾宝兰两位,仍在岗位。 
    有一年《读书》编辑部有位同志惊慌失措,说“大祸临头!”他给主管机关起草了一份报告,把《读书》转到上海去与《书城》杂志合并,人民出版社党组将报告交给我,我不同意。后来什么事也没有,这位同志很高兴地说:“我们坚持下来了!”当然,我也很高兴。 
    1987年《读书》百月,丁聪画了一幅漫画,反映《读书》之处境。画稿我保存至今,现予发表,以饷读者。 
    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的。每期出版之前,编辑部将原稿送给丁聪,一两天之内就划好版式退回。从第五期起,丁聪给《读书》画漫画,从未停止,后来一期画两幅。二十六年了,丁聪已是望九之年,还每月给《读书》划版式,画漫画,中国找不出第二份这样的杂志。 
    1980年王若水写信告诉我:“夏衍同志很喜欢看《读书》,对《读书》评价很高。”这是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读书》同人应当进一步努力办好刊物。 
    有人问我现在还看不看《读书》。我说每期都看,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总的印象,如今的《读书》拔高了。我希望《读书》办得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杂志。当然看《读书》的也有学者。 

 
责任编辑: 雷有光  来源: